亚投行受40余国追捧 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专家表示，目前，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这与亚投行的宗旨不谋而合。与既有的世行、IMF和亚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相比，亚投行是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一项制度创新，是改革中的新成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要利用亚投行这样一个平台实现两大目标，即为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基建设施，与亚洲国家一道推动地区的发展繁荣，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

　　在过去四天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最受关注的话题非“一带一路”莫属。而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性举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一切进展自然成为最热新闻。会议期间，韩国、俄罗斯、荷兰、巴西、格鲁吉亚、丹麦、澳大利亚等多国相继宣布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至此，宣布申请成为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数量已增至42个。由于3月31日是申请截止日期，各国竞相搭乘亚投行“末班车”的景象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刘宗义3月29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亚投行如此受欢迎并不意外。当下，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才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这与亚投行的宗旨不谋而合。与世界银行(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相比，亚投行是一个全新的多边金融机构，它更多地体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意志，它的建立印证了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新变化：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已不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占据全球经济总量“半壁江山”的新时代。

　　亚投行是全球治理改革新成果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印尼时首度提出了建立亚投行的倡议。历经一年半的沉淀与磨砺，亚投行正在从倡议变成现实。亚投行主要是为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目的是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刘宗义认为，与既有的世行、IMF和亚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相比，亚投行是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一项制度创新，是改革中的新成果。这个“新”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首先，中国一再强调亚投行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建设性，其中全球各国争相加入亚投行就是对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最好诠释。从最新名单中可见，参与国家已大大超出了亚洲和欧洲，辐射到了美洲大陆。事实证明，由中国发起筹建的这一全新的多边金融机构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并且，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多，中国占股会相应下降，这表明中国虽在亚投行中有主要影响力，但并不刻意寻求“一家独大”。这是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最大不同。

　　其次，亚投行强调补充性，而非挑战性，强调合作共赢，而非对立对抗。亚投行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满足亚洲庞大的基础建设需求。目前，即便专注于亚洲地区的亚行，其每年约13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远远无法满足亚太地区庞大的基础设施资金需求缺口，据估算，亚太地区未来10年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对此，在美国把持下的世界银行、IMF以及美国和日本共同主导的亚行等国际机构日前也纷纷向亚投行抛出了“橄榄枝”，表示乐意与其进行合作。

　　“第三，从治理结构来看，亚投行体现了什么叫‘大国责任’。”刘宗义说。无论是世行、IMF，还是亚行，它们更多地是为主导国自身利益服务的，很多标准都与国内政治、人权挂钩。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投行虽然以亚洲国家主权信用作为担保，建立之后也会制定一系列标准，但中国已承诺绝不会借此干涉他国内政和人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要利用亚投行这样一个平台实现两大目标，即为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基建设施，与亚洲国家一道推动地区的发展繁荣，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

　　中国推动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

　　若追溯历史，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构架形成于二战结束之际。当时，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世行的前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IMF是两大核心机构，与1948年生效的世贸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一道，组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二战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主导地位的确立。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既有的治理构架也面临改革的迫切需求。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仅靠以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和八国集团(G8)早已无法有效应对危机，全球政策协调和危机救助必须有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二十国集团(G20)应运而生。

　　作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一个新机制，G20在成立之初为全球各国协同应对危机立下汗马功劳。但遗憾的是，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G20平台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由于各成员国之间利益难于统一，G20在IMF份额改革等关键改革上鲜有作为。作为G20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在继续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方面可谓责无旁贷。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亚洲外汇储备库、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亚投行等一系列实质性举措逐一亮相，表达出新兴市场国家要求提高话语权、改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的诉求，更强化了新兴市场国家采取自主行动的意愿。

　　“很显然，这一系列举措均立足亚洲，因为地区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基础。只有立足亚洲，才能谈得上亚太甚至更远地区的治理。这是一个宏伟的构想。换言之，改革国际经济金融旧秩序任重道远，也绝非中国一国之力所能及。”刘宗义告诉记者。在他看来，眼下，无论是IMF份额改革，或是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还是亚投行的组建，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障碍——美国。

　　但记者发现，美国方面近来对亚投行的立场有所松动。在28日题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多边金融格局中的新力量”的博鳌分论坛上，美国亚洲协会会长乔瑟特·希兰就表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对世行和IMF做了很多事情，把这样的模式应用在亚投行上，我们相信会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此前也在公开场合表示，美国并不反对创建亚投行，并承认有必要增加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只是担心这家新银行在管理和放贷方面达不到“全球最高标准”。

　　针对这一模糊表态，“金砖之父”吉姆·奥尼尔在此次博鳌论坛年会期间予以了回击，称美国不加入亚投行将错失参与区域经济的机会。美国前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也在博鳌论坛年会期间表示：“亚投行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会有很多需求，而亚投行也将在自贸区起到一些作用，当然美国财政部长访华时也会涉及到这些方面的讨论，我个人认为亚投行这样的机构还是很有发展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