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畅购一卡通”内幕调查:关联公司集体“蒸发”

　　上海畅购总部，办公室挤满了从各地赶来退卡的用户。

　　关联公司踪影难觅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不只是上海皓纤，上海畅购的其他一些关联公司经营状况同样引人关注。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的信息，上海皓纤的股东中，出资40%的上海中博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中博”)与上海畅购的股东江玲品关系匪浅。

　　2001年1月，上海中博成立，2002年12月，江玲品以法人代表身份成立上海中博分公司，注册地正是上海皓纤、上海畅购曾经办公的国科大厦18楼。

　　另外，在由商务部、国务院新闻办、发改委指导的中国供应商网站上，上海中博登记的信息显示，江玲品是公司董事长，公司办公地址是国科大厦1801-1807室。

　　记者在国科大厦1号楼大堂指引牌发现，的确留有上海中博的痕迹，不过公司名已经被划去。大厦内多位人士都表示，多年前上海中博就已不在此地办公。

　　综合各种供应商网站的公开信息，上海中博曾标注过的办公地址还包括黄兴路1810号三楼和周家嘴路3255号船舶大厦12楼。《中国经济周刊》逐一走访后注意到，这两处地址也都已经被上海中博放弃使用。

　　比如在黄兴路的地址，三楼正在重新装修。据装修工人介绍，即将有一家证券公司入驻。四楼一位工作人员则告诉记者，三楼原先的租客早已搬空。

　　而在船舶大厦12楼，记者也并未看到上海中博的办公室。一楼的楼牌指引也没有发现其名，大楼保安更是否认上海中博在此楼内存在。

　　在中国供应商网站上，对上海中博的介绍是：“公司下设6个业务部，年均销售额1000万美元，其中出口创汇800万美元，进口200万美元。”据知情人士介绍，这家公司是江玲品家族的发家之地，也是其核心业务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畅购的关联公司中，上海中博并不是唯一一家难睹真容的公司。记者在上海畅购超市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上看到，该公司旗下企业除了上海中博，还包括上海型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对于这家公司的注册地众和金融大厦218室，江浦路街道招商服务中心陈小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该大厦二楼是用以虚拟注册的地址，公司并不在此地办公。大厦物业则对记者表示，2010年时这个地址曾是一家小型旅馆，2013年下半年后，整个二楼不再对外出租。

　　持卡人损失谁买单？

　　备付金或被挪用

　　上海畅购的相关公司踪影难觅，曾经作为礼品馈赠和福利发放的“畅购一卡通”可能会化为泡影。

　　那么，究竟谁该为持卡人可能承担的损失买单？《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位于上海市四川北路525号宇航大厦的上海畅购总部，风波震荡一月有余，仍有部分消费者维权步伐姗姗来迟，排队填写信息登记表格。据媒体报道，登记者已经超过2000人。

　　为了避免络绎不绝讨要说法的消费者群情激愤，本就不算宽敞的办公区域多处张贴着提示“文明维权”的“法律法规告知书”。然而，上海畅购至今未能拿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目前仅开通了3个刷卡消费点，都是“全家”超市，由于有限额的存在，无法满足每天提前预约的消费者需求。

　　在上海畅购总部现场办理登记的一位持卡人对记者坦言，3家超市里的手机充值和水电缴费都无法刷卡，只能购买货架商品，位置也都比较偏。许多现场维权人士都无奈地表示“只能等待”。

　　截至记者发稿，“畅购事件”的余波仍在持续发酵中。据了解，除了个人持卡人，还有金额数量更大的公司持卡人和“黄牛”集中维权。

　　在外界看来，“畅购事件”背后很可能暴露出预付卡备付金监管的漏洞。据悉，由于持卡人支付给预付卡机构的资金与商户收入存在时间差，预付卡机构账户中总留有一定数量的沉淀资金，被称为备付金。

　　记者注意到，过去对于备付金的所有权并没有具体安排，但2011年以后，央行出台多个文件对预付卡客户资金的存放、管理、使用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备付金应当全额存放在备付金银行账户中。

　　不过，据业内人士分析，第三方支付机构大多通过商业代理和异地代理模式开展业务，其中，异地代理并没有被纳入备付金监管中去，通过异地销售获得的资金可以直接进入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其他结算账户，因此就存在消费者资金被挪用的可能。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认为，利益相关人的查询机制、托管银行的报告机制、信息披露机制也都有不够完善处，以现在网络支付的资金流转速度看，按照基金托管半年或者一个季度出一个报告的频率并不适用，应该加强信息披露机制，并实时公开。

　　上海其它预付卡“中躺枪”

　　——得仕曾背150万现金“灭火”

　　“畅购事件”曝光后，上海整个第三方支付市场火烧连营，许多其他预付卡的持卡人也担忧手中的卡片会变得一文不值。

　　从预付卡发卡规模看，杉德卡和联华OK卡稳居沪上预付卡两强，其他特约商户覆盖范围较大的还包括得仕卡、斯玛特卡等。

　　据媒体报道，今年年初，沪上多家商场曾暂时拒收得仕卡。不过，上海得仕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主管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强调，这是因为行业遭遇信任危机而“中躺枪”。

　　“畅购事件爆发后，特约商户与我们的沟通曾发生过一些误会。”上海得仕该位高管对记者回忆了年初传闻的由来，“按照惯例，我们会针对不同商户交不同金额的保证金，到了节假日会追加保证金，一般情况下，如果假期消费超额，商户会同意我们在上班第一天结清，本来彼此间都是有信任机制的。”

　　上述高管表示，“畅购一卡通”出现问题后，这种信任感遭到破坏。“当时是元旦放假，一家商超的财务看到2天内得仕卡的消费金额用掉了大部分保证金额度，判断第3天可能超额，而要到第4天我们上班才能追加保证金，所以出于担心，他们并没有和我们联系，而是直接公告宣布停用得仕卡。”

　　据介绍，这件事最后还是由商务部出面协调，“我们是直接背着150万元现金送到他们的财务室，他们再在大卖场找了一个收银通道，这才撕掉了公告，恢复了卡片的使用。”

　　但信任危机还是被市场急剧放大。这位高管告诉记者，2015年1月4日休假结束后，新世界、第一食品、农工商等商户纷纷提出追加保证金的要求，为了确保得仕卡正常使用，公司也只能第一时间满足。

　　记者从业内了解到，2011年以前，不少第三方支付企业是利用备付金投资空间来盈利，现在央行不仅规定了备付金必须存放在银行账户中，还提高了风险准备金的最高额度，基本覆盖了账户里的利息所得，大大压缩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利润。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后，公款消费和礼品市场更是受到重挫。这些都是预付卡市场负面消息频频曝出的大背景。

　　预付卡行业监管沿革

　　2006年

　　预付卡合法地位被确立，此前很长时间处于禁止状态。

　　2008年

　　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对经济刺激表现突出，预付卡行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2009年

　　央行第7号文件首次提到多用途预付卡，明确要求对非金融机构进行备案登记，特别提到通知范围包括“多用途预付卡发行与清算”，被视作是预付卡进入政策监管视线的开端。

　　2010年

　　真正的预付卡监管元年，央行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对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备付金归属、使用、存管方式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2011年5月

　　国务院办公厅和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首次正式提出预付卡的分类，对商业预付卡实名等级制、商业预付卡非现金购卡制度、商业预付卡限额发行制度、严格发票和财务管理及备付金有效期等作出相关规定。

(记者 劳佳迪  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