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起死回生记：痛苦中的坚守

　　文化碰撞心态决定路径

　　成功的故事似乎总有很多雷同。瑞尼尔总裁柯兆明和梁公军、雷鸣一样，在创业之前，都有着令人艳羡的一切：着名企业的高层职位、优厚的待遇。他曾经担任过摩根大通银行个人和信用卡业务信贷风险治理副总裁，也在AIG(美国国际集团)工作过。

　　作为最早进入金融技术创新领域的华人之一，柯兆明至今为自己的过去感到自豪，“我当时在摩根大通做事，一个项目成功实施，每年产生的效益就有几亿美元，由于盘子大嘛，我管的部分总资产有2000亿～3000亿美元。”

　　但和梁公军、雷鸣不同的是，柯兆明放弃原来的一切除了对于事业的理想，还有令他十分无奈、无法控制的因素。固然当年能做到他那一级别的华人最多不超过二三十，但在华尔街的环境下，这基本上已经是华人事业的天花板。“美国人能给华人最高的职位就是比较偏技术的高级副总裁，大约相当于咱们国内四大银行资深点的部分副总或者处长，再往上不可能了。我们都是给银行卖苦力的。”

　　“卖苦力”让柯兆明看不到未来，即便已经在美国打拼20多年，无法真正融入洋人圈子的失望感觉让他选择离开。2004年，他回国在中关村创办瑞尼尔，想把美国用信息技术改变金融治理和经营方式的事业在国内重新开始。

　　即使柯兆明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预备去适应中国国情，但巨大的社会落差还是让他有点接受不了。用20年时间在美国形成的所有工作经验和经历，让他在国内仿佛成了一个夹在中美文化之间的“双面胶”，最让他难以置信的是，他这个中国人已经连中国文化也搞不懂了。

　　原本目标明确，实施方案具体详尽，在国内的环境下却都变成不切实际，柯兆明发现用美国的思维和方式在中国拓展业务，根本无法实现。“大家从来没想过，国内人喜欢扯皮。比如说本来一个月的时间就能做完的事，扯皮就给你扯三个月。”从柯兆明如今十分调侃的语气里都不难读出他当时对国内情况的莫名其妙。

　　本来在不惑之年，放下优越生活在亲友反对声中重新开始事业就承担着比其他年轻创业者更大的压力。对国内环境不适应的各种无所适从和各种迷茫，让柯兆明刚回国时一度布满抱怨和愤慨。他只能告诉自己：“这不过是第二次插队。第一次插队去美国，第二次插队回中国。”

　　在美国时，艰难的时候柯兆明还在别人家外面的楼道里睡过10个月，“我睡觉，别人去卫生间，稀里哗啦地从我旁边过”。想一想在美国令人唏嘘的遭遇，柯兆明反倒释然了，变得更加平静和淡定。

　　他迅速调整状态，静下心来逐渐了解环境，并因国情制宜，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根据环境特点来制定可操纵的计划和实施方案。“做事业比的就是耐心，还是不要抱怨，要去解决问题。我也确实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固然苦点、累点、慢点，但是能找到。”

　　他以华尔街的思维方式慢慢打开了中国之门，用专业和诚恳感动别人。“银行是我的客户，但我从来不请他们吃饭、饮酒，我在寻找健康的气力，银行里也有健康的人，他们愿意和我合作。”打败大咨询公司、以专业素养吸引到工商银行这样的大客户，如今对瑞尼尔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难事。

　　柯兆明不慌不忙地耕耘着自己的事业。“我给银行上过300多堂课，金融系统几万多人听过我演讲，这应该算是成功吧？”

　　如今在柯兆明看来，过往的挫折、茫然、尴尬和现在的成功，都是浮云。

　　他也不愿意再用“放弃”或“坚持”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和总结过去，他更愿意用人生的酸甜苦辣咸来定义所经历过的种种。“本来就没什么坚持，这就跟吃饭、喝水一样，都是人生的必然，我们到美国去，也是一个必然，甜酸苦辣都要尝。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是一个心态的问题。”